中国被赶上了民主悬崖！(ZT)

作者：翟玉忠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3-1 14:43:13 http://guancha.gmw.cn

[北 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据说下面一篇文章在凯迪社区发表后，点击量很快就超过一万，引起了自由派的疯狂谩骂。虽然我们也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 至少从有一点来说，这是一篇具有独立学术人格的文章。中国的事情往往很可悲，两种不同观点的人总是呈水火不相容之势，其结果总是在互相消灭，不能容得任何 一方存在。这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定势。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看看古代的阴阳五行学就知道，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中国 文化的理论总是相生相克，结果造成中国政治最终成为一个专制政治。这是宇宙规律还是人世间的规律？现代的物理学原理是如何认识自然的？西方文明如何看待社 会内部的各个群体？西方也有这种完全不相容的“相克”说吗？中国如果不解决这种思维，社会群体永远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几大派别，这种国家永远会在内战和内 乱中生存，永远不会建立起民主的平等相处。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不是不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也不是不能不断扬弃历史的谬误，重要的是要 放弃丧失独立人格的盲目迷信和偏激----不是迷信西方，就是迷信祖宗，这两种迷信和崇拜都是不可取的。民主今天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一定就是悬崖，应当说是 一座摆脱苦难的桥梁。难道就一任一些不学无术、贪污腐败的官员在作威作福吗？中国人要有勇气和智慧打造这一桥梁和基石，而不是讳疾忌医，顽固保守。中国人 要守的只是自己的心态：自尊、自信、谦虚、谨慎，不迷信，不崇拜。只要有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心态，就会合情合理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事情。可悲的是，年轻后 生们往往都爱意气用事，总愿走极端，哗众取宠，靠滋事来博取社会关注，这对中国的演变有百弊而无一利。大军中心不赞成这种种偏激的理论学说和表现。] 一、写在前面 2006年以来中国舞台上发生了太多的事。笔者不懂艺术，中文版《总统之死》（Death Of A President）之类暗杀政治领袖的电影自认不能讨论。暗杀是政治矛盾白炽化的反映，仅此而已！ 至于左派和右派朋友们完全抛弃政见一争，变成实用主义者，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大胆进军资本市场的壮举，我倒是可以说几句。因为左派和右派朋友们终于有了一点共识，决定在中国金融危机到来前大捞一把。 问 题不是这样简单。在政治分立的条件下，金融主权是不能让渡的。俄罗斯和东南亚的倒霉教训就不说了，单说欧洲和日本吧，他们和美国共同利益那么大，还老是吵 架。日本人军事上不行，只能让步了，日元升值，经济停滞的苦果往肚子里咽；欧洲国内市场都不大，出于共同利益，西欧各国咬着牙让渡了部分金融主权，搞了欧 元，美国人还老大不高兴。想当初，美国一个金融投击家都能冲击英镑，现在要冲击欧元，恐怕有点力不从心了。连我都为索罗斯先生伤心——索罗斯现在马不停蹄 地帮助东欧国家搞民主开放社会，这样至少可以让他们距欧元远些。 喝洋墨水长大的左派和右派朋友们脑子里金融理论一套套的，笔者所能贡献的是 中国人四千年金融经验的总结。中国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国家实施经济政策的关键，必须由国家掌握，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对资源的管理和调节。《管子· 国蓄第七十三》开篇就指出，国家只有有足够的实物货币粮食和金融储备，才能调节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的潜力。上面说：“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 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俸禄；国君有经营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国家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 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尽力于国家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 主，掌握他们的流通货币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原文：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 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 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 金融问题太枯燥，古代金融理论更枯燥！中国舞台上还有更绚丽的奇景，那就是民主。不知怎的，民主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超女”，化为灵丹妙药，包治百病。 经济改革失败了，是缺乏民主的原因； 大学出不了大师，也是缺乏民主的原因； 改革过程中的腐败，更是是缺乏民主的原因；…… 民主是有低效率、引发民族分裂这些小毛病，但归根到底，民主是个好东西。良药苦口，女人生孩子还要有阵痛，何况在生产民主这个又白又胖的西来大娃娃，全中国人民一起作一回女人都值！ “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跳啊！拉丁美洲不是跳下去了吗？俄罗斯也跳下去了，现在请中国也跳下去，你倒是跳啊！” 在国人决定听从堂塔医生建议之前，笔者还是希望读者能向东西两边看一看，看看西方民主的历史沿革，看看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沿革，然后再融化在西方的蓝天里也不迟。是不是？ 本 文论述的重点将包括三方面，一是民主即使在西方历史上长期也没有什么好名声，西方民主政治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只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和令人扼腕的盲目；二 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沿革，从世袭制、到功勋制、到察举制，再到科举制，着重介绍科举制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稳定的公务员将民主从腐败的泥潭中解救了 出来；三是介绍同西方民主制几乎同期发展的社会功勋制，那是中国最辉煌时代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之一，在本文中讨论功勋制 是为了抛砖引玉。 二、让民主走下神坛 去美国的老共产党员为我们得出结论：雷锋都去了美国！从委内瑞拉回来的朋友眉飞色舞地讲街头游行的热烈民主气氛，这笔者都能理解，因为他们都是普通的观察者，不能指望这些人对西方民主社会的认识有多深入。 再 说我从来不认为美国人的道德水准比雷锋同志低下，因为道德品质是无法度量的；我也没有否定过现代民主政治的好处，民主选举政务官员不仅在西方结束了世袭制 （注意：在中国，世袭制从战国时代就渐渐退出了历史地平线，只有留下了最高领袖世袭的阑尾），还使得政治家个人受到了公众监督（注意：不是政治利益集 团），主权在民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 笔者始终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中国那些失去独立学术人格的知识分子会把民主偶像化、神化，为什么故意将 民主带来的严重的腐败和令人扼腕的盲目屏蔽掉？又为什么会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世界史意义熟视无睹？就算我们要全盘西化，也要考虑中国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哪能将中国数千年历史等同于现代化的白纸或黑暗一团的历史！ 除了有些人的良心被西方政府部门民主基金这条狗吃了以外，更多的人还是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沿革不甚了解，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漠视。 先 说真正可以被称为古代世界民主典范的雅典吧。我们用不着搜遍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证明雅典直接民主制的不得人心，也不需成千上万遍引述伯里克利的话， 说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一个由大多数市民共同参与的体制；大家只要读读雅典历史，任何有良知的人看到那么多英雄贤 哲惨死于民主制下都会痛心扼腕。 公元前478年，波斯战争结束。战争带来的团结也结束了，以雅典帝国为中心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很快建立了起来。 波 斯战争中的海军统帅特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公元前527-460)不仅是个博学的战士，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注意到，雅典和斯巴 达的冲突是战略性的，必须不断消弱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才有真正的安全，雅典帝国对自己同盟的控制才会持续下去。不用说，这里边有丰厚的利润。 于是特米斯托克利斯拿起了“民主”这个春秋大义，告诉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如果他们实现民主政治，雅典将会全力支援他们。大约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中国式自由派知识分子”太少，总之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号召显然没有得到太多的同情。 最糟糕的是，在国内特米斯托克利斯真的迷信起民主来，他要将在波斯战争中和自己同风雨的第四等级无产市民地位提升。这是灾难性的，保守派从来就怕真正的人民主权。 雅 典政治明星、稳健保守派首领阿里斯德岱斯也要让特米斯托克利斯尝尝陶片放逐的味道。公元前471年，为战后雅典复兴作了杰出贡献，并为雅典未来发展处心积 虑的特米斯托克利斯便被从雅典驱逐出境。这仅仅是中国那些宪政民主派知识分子顶礼崇拜的陶片所作的坏事之一，且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因为特米 斯托克利斯在雅典无法呆下去，意味着他在希腊所有城邦都很难呆下去。由于特米斯托克利斯“破坏了和平”，在斯巴达的强烈要求下，雅典发出了对特米斯托克利 斯的追捕令，这位英雄走投无路，只好逃往被自己打败的波斯；波斯王没有像美国绞死萨达姆一样杀了特米斯托克利斯，大肚地收留了他。有历史学家记载说，波斯 王最后甚至聘请特米斯托克利斯担任向雅典海军进击的波斯海军总指挥。 这次英雄入地无门了，年迈的特米斯托克利斯在异国他乡服毒自尽。 特米斯托克利斯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61年，年富力强的伯里克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位富翁靠自己的钱和雅典帝国从盟国那里搜集来的钱创造了所谓的“民主黄金时代”。 就 如同宋朝皇帝的小康社会一样，伯里克利大权在握的三十年繁荣是纸作的。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将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持 续了27年，最后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想必当时特米斯托克利斯早就成了历史，要么公元前404年，当雅典与斯巴达订城下之盟，要雅典拆除一切防御工事，解 散提洛同盟，交出舰队，放弃民主政治，服从斯巴达的统治之时，雅典市民怎会奏着音乐、载歌载舞地去屡约呢？当时雅典人一定以为“历名终结了”，自由民主的 世界新时代已经到来。 伯里克利在战争刚伊始就死于一场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很快将雅典民主拖入历史学家所谓的“群愚政治时代”。雅典民主的 灾难性后果显示出来，公元前406年，海军提督柯农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海岸大破斯巴达海军，他的政敌却以在暴风雨中未能挽救士兵生命为由，将六名海军将 军处死。在雅典全城市民为他们人权的胜利狂热喊杀声中，只对苏格拉底一个人反对这一判决——7年之后，他就为自己理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再 说第二个古代民主样板罗马，她根本就不是民主制，也很难说是什么共和政体，尽管罗马人直到帝国时代还骄傲地称自己是共和国。潘维认为罗马是贵族法治政体， 西方严肃的作家根本就不照顾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面子，直接称之为贵族寡头政治。英国罗马史学家大卫·肖特(David Shotter)在《罗马共和的衰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这本小册子中就指出，西方古典政治家脑子里的罗马政治体制离现实是较远的，虽然名义上 罗马统治权属于各种议会的人民，但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各种因素，人民会听从于“较为优秀的人”，也就是贵族领袖，这些人实际上利用元老院和行政官 员控制了社会生活和政府的各个层面。又由于随从制的存在，社会成员为了寻求保护而换取对贵族的忠诚。“就这样，一个拥有一切民主化所需要的政治制度的国 家，本质上实施的无疑是寡头政治。”他说。 中国宪政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兴奋点可不在作学问，他们主要是看在哪些方面罗马能和当代西方政治挂起勾来。如果实在挂不起来，就胡说八道，有几个中国人有时间认真研究罗马政治，王天成先生是少数，潘维那样的人更是少数，再说胡说八道在中国是完全免税的，没准还能成名。 最 容易挂勾的是罗马的视察团曾在公元前453年到452年年间考察了罗马，从而沾上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吉光。历史事实是，罗马人不象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头脑 简单，既没有模仿雅典老大哥，也没有模仿斯巴达大叔。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之后近百年间罗马平民与贵族间的矛盾，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很快看到了雅典民主制导致的腐败和混乱。 最叫中国宪政民主派 知识分子座儿的是罗马平民的“撤离运动”，我的妈呀，那简直是非暴力民主罢工游行的古代罗马版。成果也是大大的，保民官设立了，他们有权否决执政官所做的 决定；保民官的出现是罗马贵族真正担心的，但贵族们很快就以发现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选上保民官的都是平民中的富人，他们很快变成了“新贵”。历史告诉我 们，直到罗马进入元首政治时期，贵族统治的元老院一直是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心脏。 民主发源地希腊给了民主持续的坏名声。直到十九世纪初，美国 人才小心翼翼地拣起了民主，但还是缺乏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勇气称之为“春秋大义”。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在 1847年出版的《英汉字典》中仍这样向中国人解释民主：“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在此，麦都思是诚实的。 西方传教民主的狂热产生于二十世纪，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中国民主人士的鼓动下，今天，这种狂热足以使每一位善良中国失去理性。 民主能带来世界和平，民主能根除社会腐败，民主能让老百姓富起来——一句话，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事实是怎样的呢？ 三、科举制拯救了西方民主 假如对瞎掰和胡说八道真的征税的话，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全部破产，用这笔钱供农村孩子免费上学足够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主根本就不能带来廉政、和平和富庶，现实中现代民主几乎是腐败的代名词。 古 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在十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分子谈起民主总是心有余悸。这里我们要谈的是现代民主政治，当然现代也不能太现代，因为拉丁 美洲和亚洲的一些民主国家是如此腐败，连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咬牙切齿，我们要谈的是现代民主的榜样，伟大的美国和光荣的英国，是洛克、卢梭、杰费逊等资产阶 级圣人的民主政治——这是所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学术性感区！ 事实老是抽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耳光。1689年“光荣革命”并未开辟历史 的新纪元，落后且腐败的“官职恩赐制”也没有任何改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就曾指出，所谓的“光荣革命”本身 并没有实现政治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的结果，他写道：“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 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 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利益。” 什么是官职恩赐制呢？简单说就 是制度化腐败，官员录用不是看能力，只凭对自己是否忠诚及能否得到贿赂，这种制度使得“俸禄和官职”成为腐败的温床，一直延伸到军队之中。英国历史上第一 位内阁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任期：1721年04月04日－1742年02月11日）通过支付秘密佣金来控制大多数衰败选区的同时，还让他的儿子在政府里 挂名，以便用公款在巴黎挥霍享乐；议员格伦维尔别出心裁，将掌玺处秘书的职位预定给了他四岁的亲戚；1718，麦克尔斯菲尔德勋爵被任命为大法官。每当任 命一名新法官助理时，此君都会有一大笔钱进账。 1759年，富兰克林在考察英国后，这样描述当时的官场风气：“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这句话使人想起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描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不 仅在政治领域，经济和军事领域腐败也是制度性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揭露了东印度公司利用特权和垄断权，截留和虚报利润，个人假公济私，牟取暴利 的丑行。1854年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重损失也与后勤工作中的混乱和无能有关，因为粮食不能及时运到，致使前线士兵因伤重或饥饿而大批伤亡。负责运 输船队的海军上将鲍瑟是混蛋一个，他在千里之外根本不知道前线真正需要什么，结果很多运输船返回时货物被拒收还留在船上 美国的政治腐败完全可以同英国相媲美。立国早期乡绅们的高尚品质很快就证明得不到保证，据说美利坚共和国诞生后不久，就有两名美国参议员、两名众议员、一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等一些著名人物卷入了土地销售丑闻。 早期的乡绅统治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因为它实际上排除了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于是18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让平民参政的努力就成了民主史上大书特书的一部分，结果是政治分赃制在美国的确立，以及更为严重的腐败行为。 自 由派学者们夸夸其谈，称安德鲁·杰克逊开创了“政府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新时代，1829年12月此君在国会中大声宣布，“在一个建立官职的惟一目的是为了 人民的利益的国家，任何人都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占据官职的固有权利。”但这里的“人民”是谁呢？他们是帮助政客们在选举中获胜的人，不论他们的品格和能力 如何，只要出钱出力支持了政客们的事业，都可以有捞取一官半职的机会。 在杰克逊不太聪明的脑子里，现代政治的德才标准还没有，他主张德与平庸，只要忠于政党，平庸也没有什么，原因是公共职务的责任可以设立得“如此平常和简单，以致于具有智力的人可能有现成的资格来担当这些责任”。 就 算牺牲了政治能力的标准，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大量公共资金用于促进州和国家经济的项目上，腐败变得不可遏止。周琪在《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一文中写 道：“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起到1883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公共官员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量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想得到用权力来交换填满钱袋的机 会，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能够轻而易举地收买公共官员。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钱购买联邦政治中的官职变得司空见惯。国会议员手里有几百个可任命的联邦职务， 他们可以拿这些职务来对政治上的支持者论功行赏。更为不利的是，公众对这些腐败现象并不特别的反感，反而适应了政府雇员和官员猖獗的贪污现象，公众舆论也 不反对腐败的政府。历史学家莫里森（Morison）和康马杰（Commager）这样描述这一时期：道德标准的败坏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人们能够在州和大城市的政府、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运输业，甚至在专业职业中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旧道德标准都被破坏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正 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 那么，英国和美国政治中大规模、制度化的腐败是如何消除的呢？是因为引入了中 国的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系统。在克里米亚战争的阴影下，英国于1855年建立了文官委员会，但直到1870年才建立起公开的考试竞争制度；美国文官制 度建立更晚，直到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之后才逐步建立起来。该法案的通过代表了文官改革运动的高潮，其目的是把联邦文官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运用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来检验公职申请人 的资格”。 中国政治制度的普遍意义直到二十世纪才得到学者们的重新认识。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Durant，1885－1981） 在他那本耗时40年（1935－1975）写就的11卷巨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断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赞赏的方法。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 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美国宾厄姆敦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贾志扬（John Chaffee）在《宋代科举》（《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中也指出：宋代科举考试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世界史意义，西方传统诸如民主、人权和自由在欧洲和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一再被确认，但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另 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於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着关键作用，而这一特征正是发源於中国而并非西方的。得西方耶稣会士及其他 晚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之赐，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 早在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就在《中国游记》中首先将科举制介绍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更大范围地普及了科举制观念。 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等著名的“中化”思想家都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赞叹不已。1755年，英国的《绅士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中国的开 科取士：“写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惟一愿意接受的考试方式……所有作者一致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水平远在其他国家之上”此后，英国国内要求引学中国先进科举 制的声音不绝于耳，19世纪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就郑重呼吁：“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哪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 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据统计，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 多达70多种。 在这种氛围下，英国政府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科举制度，为以后建立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西方历史学家普遍承认：现代文官制度源于中国。 是 科举制将西方民主从腐败的政治泥沼中解救了出来。潘维先生甚至认为中立的公务员才是健康社会的主轴，参照新加坡和香港的治国经验，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政 体”的概念，“咨询型法治政体”与以议会为核心的民主制不同，法治政体的核心既非“人”亦非“党”，而是机械的文官系统。潘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系 统有两大功能：第一，严格执法，依法行政，违法必究；第二，拥有立法建议权。较之民主政体里的议会，文官系统要中立得多，公务员以严格和中立地执行法律为 本职，不代表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地域的特殊利益。因其中立，文官系统也应独享立法建议权。文官系统的中立性是由制度来保障的。这种制度保障体现在考试、绩 效、资历、和终身雇佣四个方面：第一，公开的录用考试和严格的升等考试；第二，定期、频繁、和公开的综合绩效评估；第叁，从政年资是升等的基本条件；第 四，公务员系统采用终身雇佣制。进入文官系统的方式是公开和公平的考试，一方面体现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体现唯才是举的原则。体制堵塞担任政府 高官的捷径，不能凭社会鼓动能力或者与高层领导的关系而一步登天。系统内的升贬奖惩和调离退休受一整套精密的法规来规范，其表现由专门机构依执法政绩、从 政年资、升等考试成绩、以及公众评估四大要素来综合评鉴，党派因素和意识形态之类的‘软性标准’均被排除。违法行政以及超越职权的行政，无论效果如何，都 将被视为执法犯法而受到惩罚。”（潘维，《民主迷信与政体改革的方向》） 四、民主悬崖上的历史选择 潘维先生反对民主迷信，但 他无法摆脱西学迷信。要知道，除了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现代华人社会，在古代中国，儒家没有大规模从政以前，社会功勋制下的文法吏，即通晓法令，一断于法的 公务员曾是秦汉政治的主体——中国的“大黄金时代”（柏杨先生语，约从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公元前一世纪末）是由无数这些在历史上很少留下姓名的文法吏炼成 的！ 西方人在希腊民主制的基础上融合科举制建立了现代西方政治，于是潘维先生就把以科举制为蓝本的公务员制度捧上了天。事实是，科举制只是 中国政治流变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在中华文明逐步停滞后才发展壮大的，它将知识记忆错误地看成了业务能力，导致中国政治结构的整体僵化。中华文明大黄金时代 时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不是科举制，而是社会功勋制。我们有必要继承中国最优秀政治制度的同时，借鉴西方民主制的优点，而不是继承西方人认为好的东西，因为西 方人看到的一直是儒化后的中国。 从政治学角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西方还是东方，左派还是右派，政治精英的选择，政治录用的核心就是解决 政治标准与业务能力的统一。在东西方社会的早期，都实行过世袭制。这一制度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基本满足了政治录用的政治标准，保证了政治忠诚，至于能力则 无从保证，所谓“龙生龙，凤生凤”不过是自欺欺人。 现代西方社会在解决政治标准与业务能力统一问题时运用了一个精妙但却愚蠢的制度设计，那 就是将二者在政治体制中分置。如果我们用快刀解剖西方政治，就会发现它本质是有产阶级一权独大。重要的不是政府各部门形式上的三权分立，而是政治标准与业 务能力的分置，也就是政务官与事务官（公务员）的分置，前者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与政党同进退，后者通过考试产生，多采取终身雇用制。西方这套东西只是形式 上解决了政治标准与业务能力的统一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因为政治录用中的政治忠诚和业务能力针对的是政治精英个体的选择，要求他们德才兼备，但在西方现 代政治中，政务官和事务官都无法作到德才兼备。政务官只保证了“德”，仍是通过政党分赃制实现的；事务官只不过保证了“才”，是通过科举制实现的——引入 科举制后，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但他们并没有解决政治录用中的基本问题。 人类历史上唯一解决政治标准与业务能力统一问题的政治制度 是中国大黄金时代的社会功勋制。它几乎与西方民主制同时孕育发展，也几乎同时衰落下去，但就是这一伟大的制度，却被国人“忘记”了。想想一个西方人不知道 民主制会怎么样呢，大家一定会笑他是外星人。但在中国，的确很少有人知道同西方民主制同辉煌的社会功勋制。 过去人们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大体总是提到世袭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偶尔也提及军功制（几乎没有人谈过事功制度，尽管事功在和平时期更为重要），但军功制不是主流，顶多是暴秦的历史罪证——拿着血淋淋地脑袋拜爵进不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理论视野。 近 年来秦律和汉律失传后重新出土，以及西汉地方政府档案（尹湾汉简）的发现，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世袭制和东汉察举制中间，存在着一个长达四百多年的社会 功勋制，那是中国大黄金时代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因为只有社会功勋制将政治录用置于可检验的法律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的排除 了人治因素，它使那些有能力，且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直接成了政治精英的侯选对象——为只有忠诚于社会的人才愿意为社会作贡献，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为社会 作出贡献，这使得社会功勋制将政治标准与业务能力完美地统一起来。 读者不要误以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世袭制、功勋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层次分明， 理论常常欺骗我们。在中国政治史上，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说明历史某一阶段哪种政治录用制度占据主流。西周世袭制占主导地位，并不说没有功勋制这一项，在 出土的金文中，我们就发现了大量因军功等其他原因受封的例子。在《周礼》中也有任用贤能、奖励有功，提拔勤政官吏的制度性规定。当然亲亲还是最主要的，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中谈到政治录用标准时有八项根本原则，包括亲近亲族、尊敬故旧、荐举贤人、任用能人、抚慰有功的人、尊重尊贵的人、提拔勤政 的小吏、礼敬宾客。（原文：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 再比如世袭制，这一落后的制度贯穿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多年之久。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希腊罗马是奴隶制就说民主制野蛮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存在世袭制，中国大黄金时代的社会功勋制就一无是处。 从具体操作上看，社会功勋制的考核与现代公务员的录用考核过程相似，不过不是以知识考试为基础，而是分事功和军功两大部分，具体项目十分庞杂，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于振波先生的《简牍所见汉代考绩制度探讨 》一文（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2760）；社会功勋制的的级别是用爵来表示的，不同的政治品位享受不同的社会经济待遇，秦汉律中对此都有相当细致的法律说明。 社 会功勋制的消退是与中华原文明的儒化同步的。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的国策大辩论中（即所谓的盐铁会议），会上那些儒家就对以武功、事功（包括商业）为基 础的功勋制进行了抨击，要求回到儒家理想中的乡择里选，通过人治，而不是法制选官。儒生们抱怨说：“古时候，推荐当官的人，从乡里挑拣选择，考察他们的才 能，然后给他官做，胜任职务以后再按照一定等级封爵授禄。所以读书人在偏僻乡村里闭门读书，也能到朝廷来做官，隐居修身，做官扬名。不因为关系疏远而丢掉 贤能的人，不论大小事功，都没有被遗失的。因此，贤能的人得到任用，没有才能的人被检查罢免。现在升官的道路杂乱，不按人的才能选拔官吏，富有的人用钱财 来买官，勇敢的人卖命求取功名。耍车技的和举鼎技的人，都出来充当官吏，多次立功，积年累月，有的人甚至当上了卿相，他们身上拴着青色绸带，挂着银印龟 钮，掌握生杀大权，控制万民命运。”（《盐铁论·除狭第三十二》原文：古之进士也，乡择而里选，论其才能，然后官之，胜职任然后爵而禄之。故士修之乡曲， 升诸朝廷，行之幽隐，明足显著。疏远无失士，小大无遗功。是以贤者进用，不肖者简黜。今吏道杂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 累功积日，或至卿相。） 历史大致是按儒生们的路线前进的，东汉至隋，察举制成了主流（魏晋成了更为肮脏的九品中正制），政治腐败也成了家常 便饭。历史上科举制是为纠察举制之弊而设立的，本质是儒家“乡择里选”原则的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察举制任人为亲的弊端，政治 进一步平民化和法制化；察举制消失一千多年后，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以“民主推荐”（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等政治录用过程）的形式重新树立的起 来，其后果人所共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品尝着它的苦果——腐败现象屡禁不绝，不断扩大蔓延！ 从共青团系统所作的社会调查看，民主化似乎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在新闻舆论、西方政府和国内自由派的强大合力下，中国已经被赶上了民主悬崖。如果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逻辑继续走下去，国人早晚会集体跳下去。 此时此刻，我们仿佛听到了历史女神振聋发聩的声音： 从东方察举制到西方民主制——是从一种腐败过渡到了另一种腐败！